改善生態需要檢討我們的價值觀

劉華杰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2016年1月31日

污染是工業化社會初級發展階段的通病，不污染自己就污染別人。中國本來具有后發優勢，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可以從容前進，，但僅僅幾十年，我們就錯過了清潔發展的良機。

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也是污染最厲害的地區，大致對應于地理學中“胡煥庸線”的東南側。發達地區產生污染卻不能消化，還向欠發達地區輸出。大城市動不動就埋怨周邊地區輸入了污染，這么講，真不夠厚道。大城市之所以能繁榮地運行下去，是因為有周邊的支撐：食物、水、能源等供給和大量廢物收納。有人說，發達國家的環境就非常不錯。但是，人家一方面經過了幾十年的艱苦治理，另一方面已把污染轉嫁給了發展中國家。用田松教授的話說，人家處于現代化的“上游”（對應于傳銷的“上家”），我們想成為上游卻辦不到了，而找自己的“下游”（對應于“下家”）既不道德也不容許。

2014年李克強總理答記者問時說：“我說要向霧霾等污染宣戰，這是因為這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許多人早晨一起來，就打開手機查看PM2.5的數值，這已經成為重大的民生問題。我們說要向霧霾等污染宣戰，可不是說向老天爺宣戰，而是要向我們自身粗放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來宣戰。”從演化論的角度看，污染問題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于天人系統的一種病，是人與大自然之間的一種不適應現象。此種病由作為普通物種的人這種動物引發，是由少數人發動、多數人參與造就的作孽行為。但這種作孽行為卻打著“現代化”“發展”“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之類的美好旗號。老百姓非但完全沒有警覺，還趨之若鶩地成為作孽的幫兇。從收益（損失）角度分析，環境問題、生態問題產生和治理過程中，人類群體中并非每個人、每個群體都機會均等、利害均攤，相反，總是一小部分人犧牲多數人的利益而獲利更多，環境問題的積累也必然產生政治效應，于是這些問題也必然是實實在在的民生問題，政治問題。

環境問題愈演愈烈，與政策導向直接相關。長期以來，發展或者超高速發展成了緩解社會矛盾、政治“維穩”的萬能法寶。幾年前北京市還在鼓勵普通百姓購買小汽車，因為政府當時最在乎的是經濟增長，而現在除了搖號還限行，一周限一天還不過癮，據說還要把單雙號限行常態化。照此下去每家兩輛車將成為標配，再進一步，一周也可能只允許一天開車出行！在“發展是硬道理”的口號下，不從源頭動手，環境治理就是一句空話。辯證法在中國成了變戲法。又要經濟又要環境，表面上滴水不漏。又如“加強農業轉基因技術研發和監管，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慎重推廣”，字面上挑不出毛病，支持與反對轉基因者都能讀出自己想要的意思。可如何確保安全？誰來確保安全？什么叫慎重推廣？有人故意違規如何處理？模糊的政策和法律在操作中變成了只要經濟不要環境。如本書中所言，一些人叫囂“寧愿被毒死，也不愿意被餓死”，這樣的口號只肥了少數人，因為排污企業的老板很少在當地生活，甚至不生活在國內。癌癥村的頻繁出現，全社會已經審美疲勞，媒體起初還有一點報導的興致，但相比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新事件，癌癥村已不吸引眼球了。污染導致的通常是慢性中毒，不發展或慢發展也至于餓死人。連續十多年接近兩位數的增長，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經濟增長不是憑空吹泡泡，根本上離不開水資源、土壤、礦山和森林，有識之士早就發覺背后隱藏著巨大的災難，因為自然生態系統不可能經受得起如此大體量的巨大擾動。不但大自然承受不了，個體的心理和整個民族的文化傳統也無法適應。如何知道我們的發展速度過快了？請注意一個基本事實：僅用一代人的時間，中國人就基本完成了從普遍吃不飽飯到需要花錢減肥的變換。伴隨自然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傳統文化、民風民俗的破壞更為嚴重。長期以來國家政策規定只許農民工進城（也面臨各種歧視），不許城里人到農村落戶，這導致文化的單向流動。再加上農村的孩子大學畢業后返鄉就業者極少，這相當于在本來就需要輸血的人身上再抽一滴血。城鄉文化差別逐年擴大，農村人去村空，只有老人和幼童駐守，成了文化沙漠。缺少關愛的農村兒童與城里的孩子在未來的社會中根本無法競爭。知識、能力只是一方面，而心理差別更為麻煩。

如何走出困局？講究環境正義、講究教育公平，走生態文明之路當然是對的。具體講，減少污染和資源破壞，當然也是對的。但是，不破除GDP高速增長的大前提，其他都是細枝末節。節制欲望、降低速度才是根本！為什么一定要高速增長？6％還慢嗎？3％不行嗎？理論上沒有人逼著中國必須高速增長，作為個體我們也并非總愿意天天給自己加碼，是資本增殖的沖動和部分利益集團為了自己的小算盤而把高速增長確定為全民信條。百姓要的，不是GDP，甚至也不是幾間房產，而是足夠的安全感，能過上平平常常的小康生活。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在納扎爾巴耶夫大學說：“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通俗，形象，遞進式講了三層意思，涉及到我們究竟要怎樣的發展以及生態文明的價值觀。宣傳媒介可曾真的領會到了？各級政府如何著手落實？執行中會打多大的折扣？

環境嚴重破壞，主管部門不知道嗎，負責項目可行性論證和驗收的專家不知道嗎？當然知道，而且清楚得很，但是土地、流河、空氣是公共資源，不用白不用，另外“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現行的體制對當權者的任性幾乎沒有約束力。體制不改，中國的環境問題難以真正解決。在體制不大變的情況下，也總有人講公道，講真理吧？沒錯，大家會想到科學家，他們中的一部分正好就是上述參與項目論證和驗收的專家。三聚氰胺毒奶的確是專家反復檢驗通過的合格產品，奶農也是經過專家有意無意輔導才知道三聚氰胺能改變檢測計讀數的。也確實存在科學家明目張膽地鼓勵轉基因種子非法釋放的現象。化學殺蟲劑、除草劑對環境的危害、杜邦特氟龍涂層對身體健康的影響、“反應停”藥物導致大量畸形兒等，都有科學家的特殊“功勞”：他們參與產品研發，以科學的名義為大公司產品的安全性作科學辯護。人們沒必要過分指責具體的當事人，但不能遺忘一些人一再扮演的社會角色。我國處在快速現代化的進程之中，全球也處于“現代性”一詞描述的狀態，而科學技術與現代性為伍，相互支持。忽視科學技術的作用將犯雙重錯誤。在風險社會中，科學技術的風險具有特殊性，它最容易被忽視，也最難堤防。

科學共同體是一個社會學概念，群體可大可小，大至包含幾乎全體科學工作者，少至僅有幾個人。科學共同體處理的事情有大有小，小到決定一篇投稿能否發表，大到決定一個產業能否上馬。蔣高明先生是科學家，但按時下一些不懷好意者判斷，蔣先生可能要算作一名“反科學”人士。因為蔣先生講述對未來生態環境悲觀的十大理由中就有五條涉及科學家，其中科學家都不同程度地扮演了負面角色。蔣先生說：“人類中分化出一幫叫科學家的群體，他們不斷地發明危害地球生態的新式武器，他們不斷探索未知的世界，尋找宇宙中存在的寶貝，然而這些探索也會最終危及到生態環境。”我同意這一判斷，也同意田松教授的“警惕科學”的倡議。這些觀點顯然與全社會科學觀的“缺省配置”不大一樣。我還要提醒另外一點：現代社會不是官僚群體獨自運行的社會，官僚需要學術權威給自己的行為“背書”，而科學技術專家通常扮演權威的角色。可以準確無誤地講，每一項重大破壞生態和環境的行動都不能單獨怪罪政客的決策失誤，因為專家是重要參與者。雖然出了事后，專家會表現得格外謙虛，故意降低自己的影響力。生態環境問題得到解決，首先需要改變科學觀，科學傳播觀，升級缺省配置。

科學傳播需要改進，需要擴充概念。重要的不再是多背下來幾條具體的知識。知識是海量的，永遠也學不完。百姓要學的，是批判性的思維方式、合理的懷疑態度，特別是對一切以專家面目出現的言論和做法，要有一定的鑒別能力，要有能力參與公共政策對話。

中國是大國，大國有責任搞好自己的生態，否則在世界舞臺上就處處被動。中國是文明古國，但現在“暴發戶”的形象幾乎蓋過了令人敬重的原有形象。特別愛面子的一部分中國人對部分國民出國搶購奶粉、馬桶蓋、感冒藥十分在乎，好像這些“無恥行為”頗讓祖宗臉上無光。其實，能有這點選擇權的人在中國仍是少數。那些“愛國者”如果真愛面子，就應呼吁有關部門把分內的事情做好，這樣，就沒有人愿意到境外購物。

愛面子并不全是壞事，不要臉才無可就藥。擺正人生觀、價值觀，每個人控制好自己的欲望，在自己崗位上做好工作，面子自然有，環境、生態自然會向好。反過來，打腫臉充胖子，一面死要面子一面做盡逆潮流的事情，呼吸點壞空氣喝點臟水還是小事，還有大麻煩候著呢。

一切行動都依賴于價值設定。現在污染環境、破壞生態不被視為丑惡行徑，很多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甚至常被建構成某地的財神爺、改革先鋒而被嘉獎、擢升。因此，必須檢討我們的價值觀、人生觀，學會判別好壞，是否，還要要追問自己：究竟要過怎樣的生活？

一年又一年，太多的忍耐、退讓與幫襯，令排污和破壞生態的行徑得寸進尺。捍衛我們共同的家園沒有錯，這是我們的責任，否則子孫后代會罵我們！

本文選自《中國生態六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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