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國是農業大國。傳統的古代中國社會通常被稱為農耕社會，整個社會生活都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同樣，中國古代主流思想家們都倡導“農本”，甚至主張“重農抑商”“重農輕工”，因為農業是國之基、生之源、民之本。然而，在西學東漸之后，特別是在開啟了追趕型現代化進程之后，工業和城市化成為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新引擎，中國以邁向高度的工業化為發展目標，在行政指導理念上大力推行“城鎮化”“技術至上”“工業優先”的戰略，國民的價值觀也為之一變。農業因此為工業讓路，農業收成帶來的利潤轉化成為工業發展的積累資本，農業自身卻長久停留在以人力和畜力為主要動力、農戶自發存種、靠天吃飯之類千百年來的古老模式上。農村的土地經常被征用、被改性以滿足工業用地、廠房建設、城市擴張的需要，農村土地使用的可持續性、農作物的自然生長周期被人為打破。更嚴重的是，通過招工、征兵、考學等方式，農村的青年才俊、能人巧匠、年輕后生都不斷地離開，卻因城鄉二元行政管理的限制，很難回鄉反哺鄉民。結果，農業淪為了末業，農村日漸凋敝，農民也成為“等外民”。這就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被許多學者大聲疾呼的“三農問題”。

 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十年來，這一局面大為改觀。這一方面得益于我國推出了多項惠農政策，減稅免稅和農業補貼等都讓最基層的廣大農民直接受益。新時期開啟的扶貧攻堅工程，通過精準扶貧系列工作，讓無數掙扎于貧困線下的農戶得以擺脫饑寒之苦。政府的作用是巨大而顯見的，但是成本也是巨大的。民間力量，特別是組織化、利益主導的企業，只有它們大舉介入才可能帶來中國農業的新面貌，促成農村的新發展，實現農民的新轉型。與政府相比，企業會充分利用市場機制調動農村的各種生產要素，促成農業的深度變革；與個體農戶相比，企業具有資本、技術、信息等方面的優勢，可以創造出倍加、放大的效益，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值。

自20世紀80年代互聯網的興起，人類逐漸步入網絡社會，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設和互聯網企業的充分競爭，加速了網絡技術的迭代更新，最終形成了全新的網絡經濟。網絡經濟不僅給支付、物流、倉儲等商品的買賣、保管、運輸帶來了全新的改變，更是對人的行為、意識乃至存在方式和自我定位都進行了重新的解讀，將生產者與消費者、不同的生產者之間、行為者和行為的監督者之間全方位、無縫銜接起來，“信用”“契約”“誠實”等經濟社會美德，曾被看作軟約束的道德評價，借助網絡技術、數據拼接、即時體驗評價等手段，正在變成切實的個人定在，人在網絡上的全部痕跡被鏈接、描畫出比那個人更加“真實”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