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大地蘊藏著無數寶藏，從平凡但富含價值的煤礦和鐵礦，到古代王朝遺留下來的非凡遺跡，可謂應有盡有。在如今陜西省西安市附近，著名的由陶土做成的兵馬俑軍隊守衛著秦朝第一個帝王秦始皇的陵墓。這位帝王在 2000 多年前通過外交和戰爭統一了中國。與此相隔甚遠的中國南部，在云南省東部的考古遺址出土了早已消亡的古滇國的文物，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一尊青銅器，器皿的蓋子上雕刻著精美的狩獵、戰爭的場面。商朝是中國最早的有可靠歷史學和考古學證據的朝代。人們發掘出了商朝統治者用來向神靈和祖先問卜的動物骨骼——甲骨，上面書寫的符號即甲骨文，正是中國人如今每天閱讀報紙、撰寫短信和瀏覽網頁時所使用的漢字的前身。

3000多年前建立的商朝是中國歷史中現實與神話的分界線。當我們認真審視這段歷史，會發現雖然其時間跨度漫長，但是相對于同樣留下痕跡卻深埋在土壤之下的另一個歷史悠長的故事來講，不過是一眨眼的工夫罷了。放眼中國各地，很多地方都可見承載著距今百萬甚至上億年之久的化石的巖層，這些化石所記錄的動植物王朝，遠在商、秦之前就已經非常繁榮了。正如考古學家能夠從發掘出的甲骨和青銅器中拼湊出商代的歷史概貌，古生物學家也能夠用化石信息重建更加遙遠和奇異的地球生命史。

本書的主題是關于地球生命史中特定的一段，即我們人類自己所屬的生物類群——脊椎動物在中國的化石所揭示的歷史。在過去的大約5億年間，各種各樣的擁有脊椎骨的動物棲息在現今為中國的這片土地上，并在每個角落都留下了它們的化石遺骸。人們在云南東部的山丘上發現了早期無頜魚類細小的身體，雖然在地理位置上與古滇國的青銅器發掘點臨近，但是兩者卻被時間的鴻溝赫然分開。在東北的遼寧省，遠古的鳥類和小型肉食恐龍沉睡在白堊紀湖泊的巖層中，許多身上依然覆蓋著羽毛。北京郊區的山洞和巖縫中則保存著原始人的遺骨和他們使用過的工具，旁邊散布著其他史前動物的遺骸。這些發現好似打開了一扇扇窺視遠古歷史的窗戶，讓人們得以了解那些深埋在巖石中的、與現在決然不同的“迷失的世界”。

然而這些化石提供的記錄稀少而分散，其發現也確屬偶然。想要在其中找出意義，就好像試圖通過一只拿著相機的興奮的黑猩猩所拍攝的照片，來重構一場盛大的軍事游行的全貌一樣困難重重——因為這個家伙會揮舞著相機對著周圍的車輛、軍人和觀眾時不時胡亂地連拍，而當坦克和大部隊經過時卻又10分鐘甚至20分鐘都不碰一下相機！雖然如此，眾多古生物學家通過對中國化石材料的努力研究，仍然成功拼接出了這場“游行”的大致面貌：它的參與者不是軍人，而是恐龍、猛犸象、揮舞著石斧的低額頭的原始人，以及其他在漫長中國地質歷史中的脊椎動物的代表。

這些“游行者”有的蜿蜒爬行，有的游泳，還有的飛行。最早參與的游行者僅僅是幾種無頜魚類，不久之后就幾乎完全被其他魚類擠出了視野，而后陸生脊椎動物也加入進來搶占陣地。隨著游行隊伍的前進，生物物種在周期性地滅絕，但很快又被新演化出的物種和來自中國之外的外來物種所替代。時不時發生的大規模滅絕事件戲劇性地縮減了游行的隊伍，但是總體來講總會有新的游行者以某種頻率加入進來，使隊伍的規模始終在緩慢地增大。當脊椎動物的征程進行到了今天，在中國大地上已擁有了由形形色色的眾多物種構成的“軍團”——現今棲息在中國的所有脊椎動物，從渤海灣的魚類到喜馬拉雅山上的牦牛，以及遍布中國大地的每一個中國人都是其中的一員。

中國脊椎動物的演化并不是獨立發生的，它們其實是這個星球上更大規模的動物演化的一個縮影。縱觀地球歷史，一個生物類群演化出來并逐漸繁盛后，經常會從起源地向其他地區擴散，達到種類和數量的極致。回眸任何一個地質歷史時期，生活在現今中國的脊椎動物群與同時期的其他地區的脊椎動物群雖有眾多相似之處，也不乏具體乃至重大的差別。當今世界脊椎動物的分布，就顯示了這種一致性與差別性的美妙平衡。比如，中國和其他許多國家一樣，都擁有熊、鹿、鷺鳥、喜鵲、響尾蛇和飛蜥，但加拿大的鹿就和中國的鹿不同。一些重要的脊椎動物類群，比如袋鼠、犀牛和蜂鳥在中國就完全不見蹤影。脊椎動物的演化是個全球現象，但也包含了很多地域性的特色。

由此而言，中國的化石記錄與其他地區一樣都是獨特的。它所記錄的動植物群的遺跡，僅僅是地球遠古時期的一個特定角落的一系列快照——就像前文的那個黑猩猩所為，其清晰度和時間點的選擇由當地的地質特征所決定。盡管如此，從中國的特有鏡頭，我們能提供更多、更完整的信息，以了解世界脊椎動物的演化。更令人高興的是，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中國經歷了古生物學領域的發展高潮，從在過去少有觸及的地方發掘化石，到出版各種學術文章和報道新的發現，再到建立古生物專題博物館。在持續的化石發現浪潮下，中國脊椎動物的歷史故事正在變得前所未有的清晰。本書的目的就是要用清晰易懂的方式講述目前科學界對這一故事的了解，并盡力將那些化石栩栩如生地帶到讀者面前，展現它們的神奇與魅力。

本文選自《征程：從魚到人的生命之旅（中文典藏版）》